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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春华秋实 新起点再创出版业更加美好的新时代

本报记者 赵碧报道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70年来,新中国出版业走过了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从计划经济建设到市场经济创新、从追求数量规模到质量效益提升、从单一纸质出版走向融合发展、从服务国内市场到向世界传播中华文明,不断成长壮大,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出版发展之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绩,正阔步向出版强国迈进。

从计划经济建设到市场经济创新

70年来,出版产业在改革创新中奋进,实现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历史性跨越。

从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结束的几年间,国家对出版业除旧布新,统一各地新华书店,对出版、发行、印刷进行专业化分工,对私营出版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出版体系初步建立起来,出版物的生产与人民群众的需求之间的矛盾得到一定缓解。

值得一提的是,1950年政务院作出《关于改进和发展全国出版事业的指示》,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要把出版业作为新中国一项崭新事业来加速发展。

改革开放前后,出版工作开始逐步恢复发展。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改革开放大幕。出版业成为变革和崛起较早的一个行业,据了解,这一时期不仅开放了民营的零售业,也支持地方建立起一批地方出版社,为新闻出版业的放开搞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这一时期的出版业在改革发展方面最大特色就是突破体制方面的障碍。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提出对编辑、印刷、发行体制进行改革,出版社逐步实行“事业单位、企业管理”模式,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引进竞争机制,改变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状况,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得到释放。

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益于政策的春风,出版业加速推进市场化、集团化发展,出版单位深化劳动、人事、分配制度改革,增强了竞争意识。

中国加入WTO以后,出版业进入转型发展快车道,一批出版集团、出版单位通过股份制改造和跨媒体、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战略重组,迅速成长壮大。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策部署,出版业着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今年3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意见》,提出构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出版体制机制,为新时代出版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

出版业不仅突破了体制机制方面的藩篱,还通过改革创新发展,实现了出版能力的大幅提高,造就了出版业发展的大好局面。70年来,出版业实力、活力、竞争力大大增强,目前全国528家出版社、637家电子音像出版社完成了转企改制,在境内上市的出版传媒企业达38家,全国组建出版传媒集团126家,有21家资产总额超过百亿元。2018年全国出版、印刷和发行服务实现营业收入18687.5亿元,占整个文化产业营业收入的20.9%,拥有资产总额23414.2亿元,出版业成为文化产业改革发展的生力军、主力军。

从追求数量规模到质量效益提升

70年来,出版业生产供给能力极大提升,实现了从“书荒”到“书海”的跨越,呈现出繁花锦簇、欣欣向荣的良好局面。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图书出版社不到百家,书店不到3000家,1950年全国出版图书只有12153种。从内容上来看,以革命书籍为主。新中国成立之初,从解放区带来的一批文学作品《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小二黑结婚》《王贵与李香香》《漳河水》《白毛女》等出版发行。与此同时,五四以来的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艾青、冰心、叶圣陶等名家作品继续出版。

改革开放以来,出版结构不断优化,多样性凸显。文学创作出版从“高原”向“高峰”迈进,历史、现实、科幻等题材领域活跃,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体裁充分发展。包括《青春万岁》《冬天里的春天》等开启思想解放闸门的长篇小说出版,《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红高粱家族》等拥抱普通大众的文学作品出版,《尘埃落定》《东藏记》《三体》等作品让文学出版多样性成为可能。另外,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中国大百科全书》、《大辞海》、《中国美术全集》等体现文化积累的重大出版工程项目相继推出,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进入新时代,我国科技出版传出佳音。《工程控制论》《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中国大科学装置》和“中国高铁技术系列教材”等书籍的出版,标志着我国科学技术在若干重要领域已居于领先地位。

同时,主题出版、主流报刊传播力影响力不断提升。2018年全国出版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类图书2497万册(张),较2017年增加1370万册(张),在22类图书中增速居首位,共有7种主题图书进入年度印数前10。列入中宣部“2018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的图书单品种平均印数27.8万册,增长3.1倍。

2018年,全国出版图书51.9万种,总印数82.9亿册,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相比,分别增长63.8倍、77.9倍;全国出版期刊10139种,总印数22.92亿册,与1949年相比,分别增长38.5倍、113.6倍;人均拥有图书、期刊册数分别是1949年的30.6倍、44.5倍。

从“买书难”到“选书难”,反映的不仅仅是出版量的增长,更是优质精神食粮的极大丰富。据了解,1994年、2004年、2009年、2012年、2017年出版图书品种先后跨上10万、20万、30万、40万、50万台阶。

70年来,中国出版业形成了完整的出版门类,哲学社会科学、科学技术等子类更加丰富,出版品种、题材专业化、细分化特征明显,彰显和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教科书、辞书工具书、古籍整理、少儿、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等出版硕果累累,在文化积累、精神培育、服务群众方面成效显著。

从单一纸质出版走向融合发展

从“铅与火”“光与电”到“数与网”,70年来,出版发展升级始终与科学技术进步相伴相随。新中国的出版业走过了纸介质铅印、胶印和数字印刷的历程之后,图书数据库、电子书、有声书、AR/VR图书、多媒体电子书接踵而至,从纸质出版物到电子出版物,再到数字出版物现已与纸质本书籍成并存态势,而智能出版还正在兴起。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出版、印刷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技术改造,短时期内改变了出版技术落后的状况,印刷能力、印刷质量显著提升。

改革开放后,科学技术迎来了发展的春天,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号召下,出版业加大技术创新,提高生产效率。1985年王选教授领衔的团队研制出我国首个汉字激光照排系统。1987年首张整页输出的中文报纸问世,开启了中国出版业 “光与电”的时代。

进入90年代,CD、VCD、DVD等数字化出版形态层出不穷,音乐、电影、电视剧、语言学习等音像、电子出版物进入千家万户,极大丰富了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1994年中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后,出版业从传统出版逐渐扩展到网络动漫、游戏、音乐、数据库等,进入“数与网”时代。

党的十八大以来,出版业积极推动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融合发展,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AR/VR等技术得到广泛应用,一批数字阅读平台兴起,推动听书、电子书、知识付费、在线课程等新业态蓬勃发展,涌现出种类繁多的优质数字出版产品和服务,满足了读者利用碎片化时间随身、随地、随时的阅读需求。

2017年,知乎、得到、分答、喜马拉雅等众多平台涌入知识付费战场,各个细分领域涌现出一批知识付费大V,通过专栏订阅、付费课程、内容打赏、有偿问答、社群等形式实现内容变现,在构建一个全新互联网生态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我们的阅读和获取知识的方式。

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的调查,2017年我国成年人的图书阅读率为59%,而数字化阅读率为73%,连续8年持续增长;人均书报刊的阅读时长近40分钟,而手机阅读80分钟,互联网阅读60分钟。数字化的阅读无论是在读者数量上还是在个体的阅读时长上,都远远超过了纸质书籍。另据2018年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显示,全国数字出版产业年收入达到8330.78亿元,成为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板块。

在数字化阅读不断发展的同时,有声阅读作为一种新的阅读方式,正在成为移动阅读市场的新趋势。近年来爆发式增长的用户需求和迅猛上升的平台业绩,以及我们正在大力提倡全民阅读的时代背景,在“电子书”“屏读”之后,有声书、有声阅读迅速成为现代人阅读生态下的新宠儿。

从服务国内市场到向世界传播中华文明

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业的对外贸易和交流合作,经历了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从“小进小出”到“大进大出”的历程。

新中国成立伊始,我国就开始重视对外出版。国家组织进出口出版物,规模不大,发行量也很小,品种较为单一,出口的主要是政治理论书刊,也有一些文学名著和少儿作品,同时,主要从前苏联、东欧进口社会科学、科学技术类书刊,服务国家建设。比如,1949年国际新闻局翻译推出了新中国第一本外文书——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而且大量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著作。

改革开放后,为了破解“书荒”,翻译和重印外国经典文学名著,成为中国出版业“引进来”的前奏曲。再到后来,一大批具有思想启蒙的科学文化读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这类书籍的出版大大增加了当代名著的比重,西方作品“引进来”的窗口逐渐敞开,出版业与外方合作出版、参加国际书展日益频繁。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印刷发行领域扩大开放。2003年至2012年,出版业重点面向欧美发达国家,实施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外图书互译计划、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等重点项目,2009年在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首次举办中国主宾国活动,有力提升了我国出版业国际影响力。目前,法兰克福书展、伦敦书展、美国书展、莫斯科书展、东京书展、华沙书展等展会上,随处可见中国出版人的身影,这些书展也成为中国与世界交流的桥梁。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服务国内读者的同时,中国出版业始终坚持走出去,响应“一带一路”倡议,积极传播中华文明。配合“一带一路”建设,出版“走出去”形成产品、技术、资本、IP、作家、机构齐头并进的新格局,一些大型出版集团和骨干出版单位“走出去”更加积极主动,更加富有成效,设置议题和掌握话语权的能力大大提升,进一步彰显了文化自信与底气。“丝路书香”等工程资助5500多种优秀图书翻译出版。一大批优秀作家获得国际大奖,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刘慈欣获雨果奖,曹文轩获安徒生奖,这也意味着中国图书在某些领域开始受到国际认可。

据统计,2018年,全国出版物进出口经营单位累计出口1479万册(份、盒、张)、金额5935万美元,比开始有完整统计数据的1997年,分别增长了196%、382%。版权贸易规模不断扩大,2018年,全国共输出版权12778项,其中输出出版物版权11830项,包括图书10873项,音像制品214项,电子出版物743项;图书版权输出较2017年增长1.9%。共引进版权16829项,引进版权总量降低7.1%,其中引进出版物版权降低8.0%。版权贸易逆差有所减少,版权引进输出比缩小到1:1.3。

一批体现中国价值、中国精神、中国力量的优秀图书进入国际主流文化市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出版发行以来,受到海内外高度关注和空前热议,成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现象级”著作,第一卷已翻译出版28个语种、33个版本,第二卷已翻译出版10个语种、12个版本,全球发行突破2500万册,在海外受欢迎程度是中国图书70年来没有出现过的。此外,《摆脱贫困》《之江新语》《习近平讲故事》等作品在国际社会产生广泛影响。这不仅增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的理解和认同,也为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积累了宝贵财富。

70后再出发,而今迈步从头越。站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新起点上,推动出版业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加快出版强国建设步伐,不断开创新时代出版业发展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出版篇章。

文章来源:http://www.cien.com.cn/2019/1030/79185.shtml